《被牺牲的“局部”》：山河四省，难兄难弟！

《被牺牲的“局部”》

关于本书：

在中国的大地上，有这么一片区域——淮北，在两千年前，出过周游列国的圣人孔子，出过建立汉朝的刘邦张良。

然而到了明朝以后，这片土地变得洪水肆虐，土地贫瘠，民众随时面临饥荒和瘟疫，持续忍受了长达四百年的穷苦生活，好好的鱼米之乡，竟成了庞大帝国的注脚，成了被牺牲的局部，到底是什么制造了苦难？制造了罪恶？本书或许可以为你解答。

关于作者：

马俊亚，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主要研究方向为“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”和“区域社会生态史”。

各位朋友们你们好，最近网络上有一所大学风头正盛，这所大学，拳打清北、脚踢C9，学生人数更是比全国的大学生加起来还要多。

而这么牛的一所大学，既不是985、211，更不是双一流，完全依靠互联网办学，想必有人已经猜出这所大学的名字了，就是最近很有名的山河大学。

什么叫山河大学呢？得先从“山河四省”说起。

山河四省指的是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，四省横亘于中国版图的腹地，地理位置很重要，但这四个省的名牌大学却少之又少，于是，四省大网民就在网络上自发组建了一个“山河大学”，专门招收四省学子，希望缓解教育资源不足的苦楚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明明是大中华的腹地，这几个大省怎么连几所好大学都没有呢？再一看，经济好像也不怎么行，要知道，这四大省可曾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非常重要。怎么如今就这样了呢？

这个困惑，不是今天才有的，早在两百多年前，四省的老百姓就产生过类似的疑惑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《被牺牲的“局部”》的主题。

当然，一本书不可能把四个省的问题都讲清楚，我们缩小一下范围，单说东边这一块，手边有地图的朋友可以拿个笔来，把下面四个城市连一连：河南商丘、江苏连云港，再到扬州和阜阳。

被圈起来的这一块，横跨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四省，地理学家一般称之为淮北或者黄泛区，在上海话里，这一片地区的百姓被称为“刚波宁”，也就是江北人、苏北人的意思。

为什么圈这一块呢？因为这一块区域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。在这片大地上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来自这里，汉高祖刘邦崛起于这里的沛县，晋朝始祖来自于河南，宋太祖发迹于河北涿县，明太祖朱元璋来自安徽凤阳县。

也就是说，这片区域既出过教化万民的圣人，也出过好几个开国皇帝，此外，这里还有过富可敌国的盐商巨富，清末还出过揭竿而起的造反捻军，旧上海的青帮流氓也大多来自于这块区域。

怎么说呢，就感觉这地方，是个出帝王将相的地方，也是个盗匪帮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地盘，但甭管是皇帝也好，盗贼也罢，这地方普通老百姓的日子，就没变过，穷，一直就是穷。

历史上，这块地方动辄干旱加洪水双连击，洪水和干旱过后，又是漫无止境的饥荒和瘟疫，饥殍遍野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土匪纵横肆虐，就连邪教也像病毒一样到处扩散。大概是长期以来的贫穷，此地民风也是十分彪悍，各种犯罪层出不穷。

总得来说，数百年间，不管是大明王朝的万国来朝，还是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，甭管这中华大地上演着怎样的繁荣热闹，好像都没有这块地盘上老百姓啥事儿，因为他们被“牺牲”掉了，被忽略了。

2.悲剧的根源

面对环境日益恶化的淮北，很多人都曾发出过疑问，为何江南与江北只有一江之隔，但是生活环境与风俗习惯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。本书作者认为，核心的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异化。

和江南地区相比，淮北地区缺少中产阶级，我们都知道，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橄榄型，巨富和赤贫的人口占少数，中产占多数。可是在淮北，贫富差距极大，要么是像《活着》里，徐老太爷那样的大地主，要么是赤贫的佃农，很少有中农、富农和自耕农这种中小地主。

此外江南还有悠久的经商传统，无论是富商大贾还是小农，都愿意把钱拿出来经商参股，使得江南的社会流动性非常好，也就缩小了贫富差距，而江北则因为贫富差距巨大，阶级矛盾激烈，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当然社会结构的异化并不是天生的，江南与江北的民众也无本质上的区别，那为何江北会形成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？那些本应出现在淮北的中产阶级去了哪里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还要回到漕运和盐业。长期的水旱灾害导致淮北的人口流动极为频繁，动辄全家绝户，使得任何长期的投资都可能打水漂。

尽管洪水和干旱很容易肆虐淮北大地，但也带来了大量的闲置土地，于是土地投资成了最稳妥的投资，人可以四处流动，但土地不会，洪水过后地主仍然可以回来继续当地主，而普通自耕农则无力负担种子和重建家园的成本，只能卖出土地和自身，成为地主的佃农，这就导致地主的田越来越多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。

而商业文明的衰弱，是淮北民众贫困生活的另一个原因。在江南，无论贫富，百姓都会将钱财投入信誉良好的票号和钱庄中，赚取利息，大小商人热衷于商业投资。可是在淮北，水灾横行导致遍地都是盗匪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除非是占地千里的巨富之家，任何小富小康家庭，都成了原罪，绑票和抢劫成了家常便饭。

此外，军阀和私盐贩子横行，这些退役军人往往和盐枭合流，成为流窜的土匪，甚至白天当农民，晚上做盗匪。因此淮北百姓养成了将银元和钱财埋在墙根和地下的习惯，即使有钱也不敢用于投资和改善家庭环境，生怕引来土匪的觊觎。近代西方人常常震惊于华北地主的节俭朴素，实际上这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自我保护行为，长此下来，也就形成了简朴乃至吝啬的生活习惯。

在淮北，大地主和贫农构成了哑铃型的社会结构。地主依附于官僚和军阀，掌握了地方社会的绝对权力，而普通百姓生存受限，只能选择成为盗匪或者加入军队。淮北的地主也和江南的地主不同，在江南，土地的产权和耕种权是分开的，地主拥有产权，但是佃农也拥有耕种的权力，地主无法随意剥夺，因而地主和佃农关系较为和谐，就像《白鹿原》中的白嘉轩与佃农的关系一样。

然而在淮北，地主享有绝对的权力，佃农则与农奴无异，出门收租时，需要保镖前呼后拥，妻妾成群，佃农见到地主要磕头问好，地主甚至掌握生杀权，可以对佃农随意侮辱，稍有不如意，佃农便会遭受地主的打骂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普通百姓成为盗匪，也就变得很常见，当地百姓甚至以成为盗匪为荣，毕竟在那种环境下，生存才是首要原则。因而儒家的价值观在当地也消失殆尽，百姓动辄互相仇杀，亲属之间、地主和佃农之间，互相灭门已然习以为常，权力和财富成了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，土匪在打家劫舍时杀死亲属更是司空见惯。

其他地区的土匪在抢劫时往往会避开自己的家乡和村子，然而在淮北，有着大量劫匪抢夺自己村子的现象。冯小刚的电影《1942》中，土匪的首领便是地主家的佃农，张国立饰演的地主便是淮北地主的经典形象，贪婪、市侩。淮北的土匪甚至是父子相传，乃至全村人都是土匪，百姓和土匪的界限十分模糊。

本书作者马俊亚，作为淮北人在后记中写道：“对于淮北，外地人觉得没什么可说，当地人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是淮北人。说到伤心处，荒唐愈可悲。”

这反映了淮北民众的普遍心态，在封建王朝时代，他们是失语的人群，是被牺牲的人群，不论时代怎么变化，他们总是在受苦，吃苦也成了一种本能，甚至不断教育自己的子女吃苦，却很少有人思考为何会吃苦。

要的得到答案似乎不难，淮北的灾难源于水患，那自然是水灾带来的苦难。事实上，水灾并不完全是天灾，淮北的水灾是漕运的副产品，在漕运规模扩大之前，淮北并没有经历过这些苦难。随着漕运规模越来越大，为了维持运河的通畅，历朝历代不断治理运河，运河的治理不但没有缓解淮北的水患，反而使得水灾越来越严重，水患没有解决，反而带来了大量的次生灾害，官僚系统和运河系统的双重压榨，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苦难。

然而，无论是运河还是官僚系统，都不是这些悲剧苦难的根源，真正的根源是，为了维护部分中央权贵的利益，在帝国中更为弱势的区域，便理所当然地被牺牲掉了，局部的声音被压制，百姓的利益乃至生命，成了沉默的牺牲品。

这本《被牺牲的“局部”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